九月十一日。对我和娜塔莎而言，这只是东柏林无数个沉闷工作日中的一个，日历上又一个需要翻过去的数字。但对公寓里那两个女孩来说，却截然不同。这是犹太人的新年，我们提前为两个姑娘准备了苹果、面粉和蜂蜜，她们现在要稍微的为十一天后的犹太新年做一下准备。

莉娅正背对着门口，站在那个总是不太灵光的旧铁皮炉灶前。她微微踮着脚，专注地注视着炉火上滋滋作响的平底锅，一缕深褐色的发丝从她耳后滑落，粘在了因热气而泛红的脸颊上，她也顾不上捋开。伊莱则跪在擦得发亮但依旧能看到木纹裂痕的地板上，正小心翼翼地将几枚新鲜的苹果和一小罐浓稠的、几乎能拉出丝来的琥珀色蜂蜜摆放在一块浆洗得有些发白的蓝格纹布上。她们的侧脸在厨房昏黄的灯光下，显出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

“需要……需要这些东西。”几天前，莉娅就是这样，用着她那已经流利不少但仍旧带着硬邦邦口音的德语，有些犹豫地向我比划着，“新年……甜的……圆的……象征好的开始。”她努力解释着那些我听不懂的习俗，手指无意识地在空中画着圆圈，眼神里闪烁着一种久违的、微弱却真实的光亮。

权力。这个我们日夜周旋其间、深知其险恶的怪物，此刻却显露出它罕见而怪异的一面。正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动用一个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的指令，就能让那些在普通东德市民的配给券上永远无法兑换的东西——上好的面粉、金黄的蜂蜜、甚至这些品相完好的苹果——出现在我们这间略显寒酸的公寓里。只为了两个女孩口中那个象征着反思与新年的古老节日。

那个圆形的、编织成辫状的面包，名叫“哈拉”。莉娅说，它象征着生命的循环与完整。制作它的手艺，自然只能由她们自己完成。我和娜塔莎只能站在一旁，看着她们略显笨拙却又异常认真地和面、揉捏、编织，手指和脸颊都沾满了面粉。她们还仔细地打扫了公寓的每个角落，莉娅称之为“塔什利赫”前的洁净，寓意抛掉旧年的过错。

她们甚至尝试教我们几句简单的希伯来祷词，发音拗口而古老。娜塔莎学得很认真，冰蓝色的眼眸低垂，默念着那些音节，仿佛在记忆一套复杂的情报密码。而我，那些音节却像沉重的石头，压在舌根，难以吐出。每一次试图跟读，都会猛然惊觉自己这身皮囊与这些词语背后跨越千年的苦难与信仰之间，那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像钢印般烙在我们灵魂深处。战争早已用最残酷的方式教会了我们这一点。正因如此，我和娜塔莎才对此刻手中所掌握的、哪怕只是冰山一角的权力，保持着近乎神经质的警惕。我们尽可能地约束着它的触须，害怕它扭曲我们，害怕它让我们变成自己曾经憎恶的模样。眼前这温馨的、带着甜香气的一幕，反而让这种警惕更加刺痛——权力竟也能用来成全一点微不足道的心愿，这种矛盾让人无所适从。

夜晚，当两个女孩终于带着疲惫与满足睡下，公寓里只剩下炉火的余烬偶尔发出噼啪轻响。我和娜塔莎坐在昏暗的客厅里，窗外东柏林的夜空是一种沉闷的紫灰色。

“在我们那边，”娜塔莎的声音很低，像怕惊扰了夜的寂静，也像是不愿惊动沉睡的往事，“后勤分配从来不是按前线的需要。”她手里捧着一杯早已凉透的茶，目光没有焦点地落在对面书架的阴影里。“44年夏天，巴格拉季昂行动，我和侦察队的其他人，常常只能分到掺了大量麸皮、能划伤喉咙的黑面包和清得能照见人影的菜汤。可同时，师部的政治委员和他的亲信们，他们的餐桌上从不缺少伏特加、黄油，甚至还有罐头肉。”她顿了顿，嘴角牵起一丝冰冷的弧度，“有一次，我们小队冒死摸清了德军一个隐蔽的弹药囤积点，回来报告。负责接收战利品的那个后勤中尉，是个脸颊红润、肚腩凸起的家伙，军服永远笔挺，指甲缝里没有一点泥垢。他一边记录，一边漫不经心地把我们拼来的情报和一小箱顺手带回来的、印着荷兰文的巧克力塞进自己的公文包。后来，那箱巧克力出现在了师部俱乐部的‘联谊活动’上。”

她抬起眼，看向我：“我因为语言不通，也因为只是个低阶士官，什么都做不了。很多从中亚、高加索来的士兵，情况更糟。他们的报告有时会被随意丢在一边，甚至被质疑准确性，只因为他们的俄语带着口音。一个乌兹别克来的机枪手，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偷拿了一个罐头，被政委发现后，不是按军规处罚，而是被指控为‘思想动摇’，‘破坏社会主义财产’，直接送进了惩戒营。没人敢为他说话。”

她的叙述平静得可怕，每一个细节都像一把小锉刀，锉刮着听者的神经。那些发生在胜利旗帜背后的龌龊，远比战场上的明枪实箭更令人心寒。

“你们那边……难道就好多少吗？”她忽然问，声音里听不出情绪，只是一种深切的疲惫。

我沉默着。记忆的闸门被撬开，涌出的同样是浑浊的泥浆。党卫军第一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名义上是精锐中的精锐，但内部的晋升何尝不是一样？1944年，诺曼底战役前后，师里补充进来一批刚从军官学校毕业的年轻人，脸上还带着少年的稚气，战术地图都拿反过。但他们有的是传统军事贵族，有的父亲是某位大区领袖的故交，于是很快就在副官的位置上站稳脚跟，享受着更好的补给，发布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命令。而许多从波兰、法国东线一路拼杀过来的老军士，却可能因为一次小小的顶撞，或者仅仅是某个贵族少尉看你不顺眼，就被调到最危险的步兵连队。

“卡昂战役之后，撤退途中，”我的声音有些干涩，“我们一个侦察分队在废弃的农舍里发现了一个法国老财主藏匿的保险箱，里面有不少金币、珠宝和一些美元。带队的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命令我们上交，说是要统一处理。结果，大部分东西就此消失无踪。后来，有人看见中队长手腕上多了一块崭新的瑞士表，而他那个在后方司令部当秘书的情妇，脖子上也多了一条金项链。我们这些下面的人，最后只分到了一点缴获的、硬得能崩掉牙的饼干。”还有更黑暗的，那些关于“反游击行动”的命令，那些将整个村庄化为焦土、将惊恐的平民成排枪决的指令，有多少是出于真正的军事必要，又有多少是为了满足某些指挥官病态的征服欲，或是为了用战功向柏林邀宠？我虽从未参与过暴行，也没有见过这些暴行，但作为一名军人，一名士兵，这让我内心深感不安。

党卫军的纪律铁一般严格，元首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但这种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力，同样滋养了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残忍。它让一些人身处最黑暗的深渊，却自以为站在荣耀的顶峰。

我们沉默地对坐着。月光最后的余晖在她冰蓝色的眼眸中闪烁，那里面映照出的，是两个破碎体系的灰烬，是两种同样被权力扭曲、异化的过去。我们都曾是那庞大战争机器上的齿轮，亲眼目睹过权力如何侵蚀人心，如何将理想和信念变成最肮脏的交易和最赤裸的暴行。

如今，在这座被撕裂的城市，在这新的棋局中，我们手中再次握有了力量，尽管它微妙而危险。这份力量能带来蜂蜜和苹果，也能轻易地将人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们得格外小心，汉斯。”娜塔莎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她的手轻轻覆在我放在膝盖的手背上，指尖冰凉，“比任何时候都小心。”

我反手握住她的手，用力攥紧。窗外，东柏林的夜晚沉重如铁。权力依旧在我们周围无声地流动，张牙舞爪，伺机而动。我们还能在这漩涡中，守住内心那一点摇摇欲坠的清明多久？这个问题，像窗外无尽的夜色一样，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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